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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二十年中国散文创作走向
作者:王兆胜 来源:南方文坛 浏览次数:3719次 更新时间:2020-12-05

  “新世纪文学”转眼已过二十载,它走过了21世纪五分之一的时光。自这个概念被提出以来,它得到了热烈讨论和广泛使用,文学创作与研究由此进入一个不同的场域和历史时期。对此,虽有不少研究成果,也有从两个十年的角度进行思考,但“二十年”的整体感不强①,从二十年的发展进程整体研究散文的更少。“新世纪20年中国散文”至今也成为过去时,与以往相比,它到底发生哪些变化,有何需要调整和改变的,这是值得深思的一个重要问题。

  一、从散文家创作到全民写作

  长期以来,散文主要是由散文家进行的创作,虽然也有其他主体参与其中,但散文家创作散文仍是主要的。新世纪以来,这一状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创作主体空前繁荣壮大起来,经过二十年的发展变化,全民写作成为散文创作的新动向。当然,从创作主体看,新世纪的小说、诗歌等文体也有大众化写作倾向,但其远不能与散文相提并论,散文文体在新世纪成为最具大众化并为全民关注和参与的文学形式。

  小说家、诗人、戏剧家纷纷开始大量写散文。严格意义上说,纯粹的散文家是很少的,至少说几乎每个作家都能写散文,因此很难将散文家与其他文体作家决然分开。像鲁迅、冰心、茅盾、巴金、林语堂、孙犁、汪曾祺、王蒙、李存葆、冯骥才、史铁生、贾平凹、韩小功、张炜、铁凝、迟子建等几乎都是小说和散文的两栖作家,郭沫若、臧克家、艾青、余光中、牛汉、公刘、席慕蓉、舒婷、翟永明等又是诗与散文并肩,老舍、巴金、魏明伦等在戏剧创作的同时也写了不少散文。不过,也应该承认,在21世纪之前,更多的小说家、诗人、戏剧家并没写太多散文,即使写也是将散文当“余事”,是在小说、诗歌、戏剧创作后的“闲笔”,有的甚至不将散文当创作,这也就带来其散文文体的忆旧性质和边缘化叙事的特点。我们今天将20世纪八九十年代巴金的《随想录》和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当作标志性散文文本;其实,二者都带有“随意”和“余事”的特点,是小说家和学者的“副产品”,以“散文”的标准进行衡量还有明显不足。如林非直言《随想录》在“诚挚与真实”中有“天真的神情”,“在追求思想的深刻性方面有着明显的不足”②。然而,新世纪以来,很多小说家、诗人、戏剧家将散文创作开始视为“主体”和“正事”,且其创作量暴增,质量上乘,并产生强烈的冲击波和震撼效果。如李存葆在20世纪80年代以小说《高山下的花环》引起轰动,90年代中期开始转向散文创作,到新世纪则实现了散文创作的井喷。阿来早年写诗,后转写小说,并以小说《尘埃落地》(1998年版)、《空山》(2009年版)、《格萨尔王》(2009年版)、《云中记》(2019年版)著称;然而,进入新世纪,他创作了大量散文,代表性作品有:《阿来文集诗文卷》(2001年版)、《就这样日益丰盈》(2002年版)、《大地的阶梯》(2008年版)、《语自在》(2015年版)、《当我们谈论文学时,我们在谈些什么》(2017年版),以及2018年由陕西师范大学推出五卷本的《阿来散文集》,这包括《成都物候记》《一滴水经过丽江》《大地的阶梯》《人是出发点,也是目的地》《让岩石告诉我们》。由此可见阿来散文创作之一斑。值得注意的是,2018年由河南文艺出版社推出十册“小说家的散文丛书”,这是由著名小说家韩少功、梁晓声、残雪、刘醒龙、邱华栋、张炜、张宇、二月河、刘心武、叶兆言的庞大阵容组成;2020年由花山文艺出版社推出“诗人散文丛书”,这包括商震的《一瞥两汉》、霍俊明的《诗人的生活》、大解的《住在星空的人》、王家新的《1941年夏天的火星》、雷平阳的《宋朝的病》、翟永明的《水之诗开放在我的灵魂中》、张执浩的《一只蚂蚁出门了》等七部。这两个例子充分说明,散文创作经由小说家、诗人等的广泛参与而得到极大增容。著名小说家、诗人、戏剧家是如此,大量的普通作家转向散文写作盛况更是可以想见。

  学者散文成为散文创作中的重镇。应该说,中国现代以来出现不少学者散文家,像胡适、钱穆、钱钟书、王了一等颇有代表性。新时期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作家学者化”和“学者作家化”口号的提出,让一些学者开始投身散文创作,最有代表性的是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山居笔记》在散文乃至文学界和学界产生的强烈震动。不过,也应该承认,新世纪之前的学者散文家并不多,如唐弢、季羡林、费孝通、冯友兰、舒芜、金克木等,也未产生整体力量和职业优势。真正改变这一状况的是进入21世纪,此时的学者散文家除了老一代继续发光发热,主要包括林非、潘旭澜、谢冕、孙绍振、赵鑫珊、楼肇明、雷达、钱理群、余秋雨、周国平、陈平原、赵园、丁帆、杨剑龙、王必胜、南帆、孙郁、李敬泽、王尧、王干、张清华、李一鸣、徐可、何向阳、王兆胜、王冰、李林荣、张国龙等。以赵鑫珊为例,他在20世纪80年代以《科学艺术哲学断想》(1985年版)和《贝多芬之魂》(1988年版)享有盛名,进入新世纪后,其创作更是一发而不可收,几乎以每年一本甚至多本的速度写作,至今已有数十本,主要散文随笔集有《人类文明的功过》(2000年版)、《人类文明之旅》(2001年版)、《我感我叹我思》(2002年版)、《不安》(2003年版)、《我是北大留级生》(2004年版)、《艺术之魂》(2006年版)、《穿长衫读古书》(2007年版)、《孤独与寂寞》(2008年版)、《精神之魂》(2009年版)、《上海白俄拉丽莎》(2010年版)、《哲学是最大的安慰》(2011年版)、《哲学是舵 艺术是帆》(2012年版)、《道心之中有衣食》(2013年版)、《语言·世界·存在》(2014年版),等等。从赵鑫珊的学者散文可见,新世纪二十年学者散文的兴旺发达。

  编辑家的散文创作也是空前高涨。在21世纪前,许多散文家都有编辑经历或编辑身份,像陈独秀、徐志摩、孙伏园、张中行、黄裳、董桥等都是;21世纪后,更多编辑加入散文创作行列,并形成了亮丽的风景,取得巨大成就。在此,可列出一个长长的名单,他们是阎刚、周明、石英、王守仁、谢大光、郭保林、赵丽宏、甘一雯、徐南铁、韩小蕙、王剑冰、刘元举、穆涛、郭文斌、冯艺、丁建元、素素、马莉、张燕玲、冯秋子、彭程、刘琼、祝勇、周晓枫、汪惠仁、杨海蒂、舒晋瑜、张鸿、辛茜、杨新雨、赵韵方、红孩、聂尔等。编辑家往往视野开阔、现实感强、比较敏锐,这就带来其散文的新鲜感、变动性和冲击力。

   还有艺术家散文、官员散文在新世纪也不可忽略。就艺术家散文来说,它也是有传统的,像丰子恺、叶灵凤、孙伏熙、陈从周、郁风等都写过不少散文;21世纪以来,吴冠中、黄苗子、黄永玉、范曾、韩美林、洪丕谟、朱以撒、巴荒等写过大量散文,他们都以其大胆率真、色彩斑斓、生命活灵活现著称。21世纪的官员散文也值得注意,像王充闾、梁衡、刘长春、刘家科、王本道、刘成起、丹曾、厉彦林、王云奎、王云山等,都有一定的代表性。

  最值得强调的是大众散文写作,特别是新媒体散文成为21世纪最亮眼的一道强光。有人这样概括说:“网络文学20年,从最早的榕树下到天涯社区‘散文天下’等的文学论坛时代,到博客,再到微博、微信、APP时代,网络技术不断更迭,散文的版图不断扩张。今天的豆瓣阅读、腾讯大家、网易人间、‘ONE一个’、简书以及微信公号积聚着新散文创作的潜能。以豆瓣阅读为例,活跃的散文作者就有沈书枝、宋乐天、风行水上、黎戈、张天翼、邓安庆、苏美等,他们的网络写作已经不是偶尔为之,从日常网络写作到线下纸媒图书出版逐渐形成一整套新的文学生产和传播方式。”③以往,我们往往主要将视野放在精英散文创作,对大众散文特别是新媒体散文不够重视甚至不以为然。事实上,正是这一新生事物改变了近二十年的散文生态,也成为全民写作的有力推手。以黄集伟为例,他虽是50年代生人,却较早涉猎网络散文写作,并且一直保持着长久不衰的创作活力。早在1999年,黄集伟就写出《请读我唇》,成为注重民间语词和大众文化的新媒体散文;新世纪以来,他先后写出更多网络散文,从而形成语言和文化的风暴,对传统纸媒散文形成冲击,也是一种了不起的突破,这些作品包括《媚俗通行证》(2000年版)、《非常猎艳》(2002年版)、《冒犯之美》(2003年版)、《习惯性八卦》(2006年版)、《小规模荡气回肠》(2007年版)等。有学者将“小散文”“小女人散文”等理解成新媒体散文,于是在以往的传统观念下不被重视的散文都被赋予新解,他说:“有人将新媒体散文称之为‘小散文’,而几年前还将黄爱东西等人的文章命名为‘小女人散文’,如果不计较其中的价值判断,我认为称之为‘小’是大体准确的。”④这样,许多不被看好甚至承认的“小散文”甚至“小女人散文”都被纳入新媒体散文。近些年,新媒体散文获得更大发展,不论是作者队伍之众、作者情况之丰富多样,还是作品之多、书写内容与形式之变,都是前所未有的。由于作者不再需要通过“精英文化”选择,也不必得到正式刊物或编辑的同意,更不用经过长长的出版周期等待;只要合法和愿意,他们就可将写好的作品发到微博、微信、博客上,并获得大量读者粉丝。这不论在时空感、灵活的表达式、语言的简凝,还是内容的通俗化,抑或是受众之广,都是前所未有的,对传统纸媒散文也是一次历史性的重大突破。

  虽不能将21世纪的前后决然分开,二者之间仍有某些继承性和延续性,但散文家写散文的格局已被打破,跨文体特别是全民写作已成声势。在此,最突出的表现在:第一,散文作者队伍空前壮大,数量也获得巨大增殖;第二,大历史文化散文落潮,代之而为日常生活化的散文明显增多,文化散文也变得更重内在性发掘和表达;第三,散文由面向历史转向着眼于现实,特别是让“散文热”归于自然常态;第四,散文的思想文化容量有所增强,表现方式更加多变,短平快的消费散文明显增多。这就为新世纪散文打开了天地,拓展了空间,带来了丰富多彩的可能性,也预示着未来的美好前景。当然,也要看到这一转向包含的隐忧,最突出的是散文文体的碎片化、异化问题,当失去必要的散文标准和敬畏之心,写作就容易形成“随意”甚至任性放肆的倾向,就如有人所言:“新媒体对于散文写作是诱惑也是陷阱,是机会也是危险。写作者如果善于利用,新媒体就是好用的工具;不会利用,它就是自伤的凶器。作为写作者置身其中,需要保持一种平衡,保持内心的稳定,即不能淹没了自己的声调,又不能为了哗众取宠而荒腔走板。”⑤这是对大众文化特别是全民散文写作的警示与提醒。当散文写作被小说、诗歌等文体或大众文化、消费文化以及公共话语遮蔽,原来的散文家创作也就丧失了,因此今后极需要在“散文家”与“大众”之间建立良性的辩证关系。

  二、从现实焦虑到文化融通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对于中国而言,既是百废待兴、开放进取和思想解放的大好时光,也是问题多多、急于改变和忧心忡忡的焦虑时期。这在散文中表现得尤其突出。进入新世纪后,尽管以往的情况仍然存在,但散文在文化立场和态度上开始走向平和融通,尤其是近年来散文的文化自信愈加明显地表现出来。

  首先,从“峻急不平”走向“从容平和”。改革开放初期,巴金的《随想录》很有代表性,它主要表现为强烈的反思性和批判性,季羡林《牛棚杂忆》等大量散文也是如此,其不平之心与焦虑之气非常突出。与此同时,一些不满于当时社会不公的散文很有力量,像冰心就针对知识分子待遇不公问题在写出《无士则如何》,臧克家的《博士之家》为博士所处的较差的生活环境呐喊,林非的《招考博士生小记》也为报考博士的学子前途深怀忧虑。张承志在1993年写的《清洁的精神》中大胆批判现实,他说:“由于今天泛滥的不义、庸俗和无耻,我终于迟迟地靠近了一个结论:所谓古代,就是洁与耻尚没有沦灭的时代。”他又说:“关于汉字里的‘洁’白,人们早已司空见惯、不假思索、不以为然,甚至清洁可耻、肮脏为荣的准则正在风靡时髦。洁,今天,好像只有在公共场所,比如在垃圾站或厕所等地方,才能得见这个字了。”⑥然而,到了新世纪,这种情绪开始改变,一种平和自然、从容淡定、泰然自若的文化情怀逐渐形成。如周国平在新世纪先后出版《安静》(2002年版)、《内在的从容》(2009年版)、《把心安顿好》(2011年版)、《愿生命从容》(2015年版),郭文斌的《寻找安详》(2010年版)、季羡林的《一生自在》(2019年版),都围绕这样的“宁定”的核心词展开,从而显示了内心的从容淡定、和谐快乐。郭文斌曾表示:“在我看来,天灾是因为自然失去了安详,人祸是因为人心失去了安详。”“为此,2006年,我提出了安详主义的概念,并尝试着进行了一些实践。”“让我惊喜的是,在安详主义影响下,不少问题学生得以改变,不少问题家庭得以改变,不少心灵疾患得以痊愈。从此,每逢我们搞一些公益活动,那些从中受益的同志就会闻风前来做义工。”“安详主义之所以能够应对社会危机,是出于对人,特别是现代人最大痛苦的体认。”⑦贾平凹的《愿一生从容》(2016年版)是一本宁定之作,五章题目分别是《愿一生从容安宁》《静心面对这个世界》《岁月绵长,时光难再》《人生的自在之旅》《当下就是永恒》,不看内容只看题目,即可见出此时的贾平凹一改20世纪90年代的焦虑,变得智慧安详了。林非有一本书名叫《春的祝愿》(2002年版),在林非的新世纪散文中充盈着“美好的祝福”这一叙述模式,也是“因为心中有大爱,因为眼中有美好的希冀,因为对于世间的人与事有更多的同情之理解,所以林非散文总有希望的大光照耀”⑧。在自信、自觉、自愿、自爱、自尊、自得、自由、自在中,新世纪散文进入了一个新时期,一个充满同情、理解和智慧的天地。

  其次,从追慕西方转向中西文化融会。众所周知,受五四以来的现代思想文化影响,20世纪八九十年代是一个全面向西方学习、大胆拿来的时期,也形成理论和方法的“唯西方是从”倾向。有学者指出,在“方法论热”高潮过去以后,还常常听到方法论变革是“全盘西化”,“新名词、新术语狂轰滥炸”等指责⑨。不少人从现代主义甚至后现代主义角度倡导散文变革,贬低、反对甚至否定传统的散文路数,提出散文应向西方学习,走出过于熟悉的惯性创作路径,探索陌生化甚至晦涩的审美方式。有人强调散文的“浓度、深度、密度”⑩,有人赞同散文的“四不像”“非驴非马”“骡子文体”⑪,余秋雨甚至用现代性的眼光,简单否定中国毛笔文化,认为它是:“过于迷恋承袭,过于消磨时间,过于注重形式,过于讲究细节,毛笔文化的这些特征,正恰是中国传统文人群体人格的映照,在总体上,它应该淡隐了。”⑫然则,进入新世纪,散文开始在中西文化上获得新的理解和支撑,也有了辩证理解和融通的可能,给人豁然开朗和一平如镜的清明,也有了静水流深的感觉。以朱以撒的散文为例,在《进入》一文中,他用“钉子”作隐喻,反思现代性的弊端:认为将钉子随意钉在墙上、树上、木板上,都令人有些不忍。作者还将都市的高楼大厦视为一种特殊钉子,是进入地球这一大地母亲的钉子。另外,对于毛笔文化,朱以撒有着与余秋雨不同的理解,他说:“站在文房四宝面前,心就平息了下来,这都是一些慢时代的自然之物啊。石头刻成的砚台,松烟油烟烧制成墨块,竹子做的笔杆,禽兽毛羽做成的笔毫,它们是如此这般朴实地融在一起,而用来研墨的水,澄澈清洁,与墨相交时,华滋乌亮。至于宣纸,是用檀树皮等植物做成的,同样洁白柔软且有韧性。在这些材料面前,自然气息升浮,很可以遥想古人在如此情调的书案前,内心是如此快适,挥毫骋怀,快何如之。”⑬这是对于毛笔文化的自信,有助于弥补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偏向。张炜、韩小蕙、穆涛、彭程的散文都有将现代与传统相融合的特点,从而在自信从容中进行价值判断与智慧选择。张炜的《读〈诗经〉》(2019年版)既是对往昔充满敬意的回望,也是用现代性思想进行烛照与识别,其中充满温暖、敏锐、反思与批评。韩小蕙的《协和大院》(2019年版)用一种现代的思维条分缕析,同时又用常识、平常心和美感编织那些境界高尚的人与事,给人以积极进取与美好盈然的温润之光。穆涛的《先前的风气》(2013年版)主要是谈中国古代文化的,像“信史的沟与壑”“《汉书》告诫我们的”“中国文化的气质”等,在耐心打开历史文化的皱折中,现代意识常让作者有点石成金之妙。彭程的《急管繁弦》(2008年版)在看似紧张的音调中包含着内在的文化从容,以及对于生活、人生、生命的理解。像《父母老去》有一种生命落花流水的随意而安,《快乐墓地》并不将生死做严格区分,这是生命意识和文化情怀的自然开放。概言之,新世纪散文已超出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一元化的文化困局,而是在两脚踏中西文化中获得一份自信与超然,并确立了自己的主体性和创造性,情思和行文也自然和自由多了。

最后,对创新性有了更加宽泛、包容、辩证的理解。21世纪以前,创新一直是个关键词,有创新则活,无创新则死,于是文学创作和研究进入一个单一的发展向度。散文也被这股创新思潮裹挟,作家一直在试图努力突破和创新,研究者也以创新作为作家作品得失高下的关键。由于与小说、诗歌等文体的创新性比,散文相对保守,因此被视为跟不上时代的落后文体,于是批评、谴责、否定散文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有人甚至提出这样的观点:散文走的是一条下坡路,是失魂落魄的⑭。也是在此意义上,散文一直不为作家和学者重视,创作和研究处于边缘化状态。也是在这一创新观念底下,许多传统散文样式特别是抒情散文遭受冷遇和贬值,认为它过于老套和跟不上时代变革,传统散文的短小精致也被视为小格局,难以容纳丰富变化的新形势,于是,跨文体散文和大历史文化散文受到热捧。但是,新世纪后,人们开始反思大文化散文的得失,有人直言“不读文化大散文的理由”⑮,也有人不将“创新性”作为衡量散文的绝对标准,希望在继承上创新发展,继承与创新相得益彰⑯。其实,对“变”与“常”不能做机械理解,而应赋予其更丰富的历史哲学文化内涵,就如有学者所言:“一阴一阳之变即是常,无穷绵延,则是道。有变有消失,有常而继存。继存即是善,故宇宙大自然皆一善。”⑰散文的创新性也是如此,只讲“新变”,那就难免“消失”而不存;它的“变”应包含于“常”中,这样方能“无穷绵延”。以新世纪二十年的情感散文为例,这样的作品甚多,按“创新性”标准对之一定不以为然,因为在不少人看来,亲情、友情、师生情、乡土情从未间断,又有几多感情可诉,它们能超出韩愈的《祭十二郎文》、沈复的《浮生六记》、朱自清的《背影》、巴金的《怀念萧珊》、张洁《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吗?然而,新世纪却出现不少抒情散文名作,成为不可忽略的存在,如阎纲的《我吻女儿的前额》、林非的《浩气长存》、周国平的《妞妞——一个父亲的札记》、彭学明的《娘》、孙晓玲的《摇曳秋风遗念长》、朱鸿的《母亲的意象》、蒋新的《一双三十年没握过的手》、李登建的《血脉之河的上游》等。王月鹏的《怀念烨园老师》写的是文友加师生情,有撼动心魂之力,作品叙述刘烨园的临终遗言,充满诗意、感恩与祝福。信中写道:“我累了。灵魂告诉我,我将在一处听得见水声的山道拐弯处,靠在一根倒塌的百年枯树根部,躺下,休憩——仅此而已,与死亡无关,与所谓的仪式们无关。我感谢你们让我相遇、相识、相认,感谢你们没有嫌弃,让我这个弱点满身的同伴拖拉在队伍的最后,感受着你们思想和艺术的清寂和纯粹,负疚地相随相伴了这么久。我感谢巴乌托夫斯基,年轻时在他的著作里我读到这样的细节,在古老、荒凉的海滩,在月光与海水的光影里,立着一块斑驳的石碑,上面刻着:纪念那些未能从海上归来的人们。这个句子凝聚着多么复杂的深远思绪,蕴含着命运与时间、苍凉与终极、风暴与搏斗、悲壮与微笑等等鲜活的场景,信使死了,信息长存。有些句子是能够复活一切的,有些句子要有尽有。”信末,有这样的话:“我还是喜欢以原始的书信来交流,因为字迹里有神态有温度有情怀,有真实的心跳,真好。朋友们,祝你们在自己的命运里完成自己。刘烨园2019.6.8。”王月鹏的悼文平淡叙述,对刘烨园的怀念深入骨髓,刘烨园的留言词简意丰、博大深沉、自然淡定,但如钱塘江潮水般冲破我们的情感堤坝,这是“创新性”标准难以包含的,却是会在心中长久生长和留存的好散文。

  从心灵、情感、思想、文化的意义上说,散文不是分裂的,更非绝缘,而是在深刻的矛盾冲突中找到一个支点,一种化合的源泉与伟力,这是一种在弥合、融通后的再造和重生。在此,新世纪散文突破了以往的坚硬板块,进入一个具有超越性、得以提升和醇化的境界,于是,它就有了拨云见日般的美好感受。

  三、从“人的文学”到天地境界

  1918年,周作人提出“人的文学”⑱,自此,它就成为人的个性张扬、人的大胆解放的代名词。这对以往的中国古代文学忽略人是一次根本突破,也为人道主义和人性思考确立了基调。不过,这一观念最大的问题是过于强调“人”,将人从天地自然中分离出来,从而导致新的弊端。其实,在天地宇宙中,人固然处于生物链顶端,对别的物种具有某种决定权;但也要看到人的局限,人只是天地中的一分子,应学会与万物和谐共处。21世纪之前,中国散文就有对于“人的文学”的反思,之后这一趋势逐渐加强,并形成不可忽视的文化态势。

  关注万物的散文越来越多,这成为新世纪以来的一大趋势。由于中国新文学以“人的文学”为旨归,作家作品注重塑造典型人物,天地万物越来越退居次位,在一些作家笔下变得越来越不重要。不过,比较而言,散文对于“物”的关注要多一些,鲁迅的《野草》和《朝花夕拾》是如此,郁达夫的《故都的秋》和关于闽地游记是如此,许地山、何其芳、叶灵凤、陈从周、朱自清、钟敬文等人的小品也是如此。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臧克家、孙犁、汪曾祺、张晓风、贾平凹、张炜、周涛、钟鸣、苇岸、楚楚、鲍尔吉·原野等也都写过大量“物”的散文。然而,真正在万物描写上倾注心力者还是进入新世纪以后,许多散文家全力写“物”,并具有博物学、生物学、动物学、民俗学、地域学的特色。以蒋蓝为例,他在新世纪先后出版散文随笔集《正在消失的词语》(2002年版)、《感动香烟》(2002年版)、《玄学兽》(2004年版)、《鞋的风化史》(2004年版)、《动物论语》(2008年版)、《豹典》(2016年版)、《极端植物笔记》(2017年版)等。这些描写角度新颖,思维敏锐,多有见地。还有一些写“物”的散文集,它们分别是阿来的《成都物候记》(2019年版),杜怀超的《一个人的农具》(2011年版)、《苍耳消失或重现》(2016年版),彭家河的《瓦下听风》(2017年版),祖克慰的《动物映象》(2018年版)、《鸟声中的乡愁》,王族的《悬崖乐园》(2001年版)、《狼界》(2007年版)、《兽部落》(2008年版),鲍尔吉·原野的《草木山河》(2012年版)、《水碗倒映整个天空》(2014年版)、《流水似的走马》(2017年版),周晓枫的《鸟群》(2000年版)、《巨鲸歌唱》(2013年版),潘向黎的《茶可道》(2011年版),刘梅花的《阳光梅花》(2011年版),张炜的《读〈诗经〉》(2019年版),傅菲的《故物永生》(2017年版)等。当然,新世纪写“物”的单篇散文就更多了,可谓数不胜数。天地万物是如此丰富多彩,它们像长了翅膀飞到作家身边,成为被着力描写的对象,这与新世纪之前的散文更重人物描写形成鲜明对照。

  天地万物已由“宾语”变成“主语”,这为新世纪散文带来观念转身。众所周知,以往散文写“物”往往是不及物的,即使写“物”也主要是人的视角或用拟人化手法。新世纪散文写“物”开始悄然变化,即有时让“物”获得主体性、灵性、神圣。换言之,在新世纪不少散文家笔下的“物”与“人”形成一种辩证关系,是在互映之下的对语。这就改变了中国古代散文中“人”的缺失,也超越了中国现当代散文长期以来过于强调“人”,但对“物”茫然无知的状态。其一,理解物性,与物会通,人以一个“听者”而不是“言说者”身份倾听万物的心声。所以,熊育群在《连尔居》中表示:“我觉得自己是一根草,一颗石子,散发着一种荒凉之气。”他在《神秘而日常的事物》中又写道:“有一群麻雀像几片树叶飘过路面;一个老妪,走在马路边的粉墙根下,迈动步子就像忘记了是自己在走路,我听得到脚步踩痛砂粒的声音。”杜怀超在《苍耳:消失或重现》中说:“苍耳,难道是大地上的一只渺小而又巨大的耳朵?渺小是她的形状,巨大是其听觉里海纳百川的情怀。贴近大地的深处,谛听天下黎民百姓的疾苦?越卑贱的植物越是能够保持清醒与静谧,宁静致远。”郭震海在《草木人生》中说,“树是有灵性的,它和人类共同生存在同一片蓝天下”,“大树之间肯定也会对话”。贾平凹曾感叹:自己到山上闲逛,次数多了,看得多了,总觉得:那些静默的石头变成了“我”,我则变成其中的一块“石头”。其二,以物为师,从中悟“道”。庄伟杰从《一棵移植的树》中体会到:“一棵生命树,从一个空间移居到另一个空间。树影像它的名字,令我充满绿色的幻想。”“一棵移植的树,以沉静的姿态立于岸上,自然,从容,满怀渴望,近乎决绝。或清晰或朦胧,俨若一道风景。不愿萧瑟,不仅守望,只为自由式地生长和呼吸。”吴佳骏这样描写李花:“我在屋内听到李花在说梦话——它说它开花,不是为了结果,而是对黑夜的承诺,对夜雨的守候,对一棵树的年华的记录;它说它的盛开,是异乡人的一个梦,是黑夜里的一缕香;它还说它的寂寞的开放,是为一个常年坐在树下的抽叶子烟的老人,和一个在春天的田野上割草的孩子;以及一个蹲在池塘边垂泪的洗衣裳的女人,和一只年年都在春夜里飞来盗取它的花香的小飞虫。”⑲不是人对李花说话,而是人听李花说话,听李花说梦话,这就克服了人的局限和误区,打开了一个更大的时空天地。其三,以敬畏之心与天地自然万物保持“齐一”。有作者写道:“我们到了大自然里,行动要轻柔,心要常怀敬意,以免惊吓了这些小小的精灵们。”⑳这样的心绪对于克服人的欲望的无限膨胀和以自我为中心,是非常必要也是颇有意义的。

  有助于理解“天之道”和获得新的人生智慧。作为一种智慧,一是“人之道”,即凡事按人的法则、人生的原则行事,于是获得生命的感知和理解;二是“天之道”,即超出人的视域而进入天地情怀,从而获得一种所谓的“天启”。如对孔子与老子加以比较就会发现:前者遵循的主要是“人之道”,后者则信奉“天之道”。所以,一本《道德经》才能突破人的理解、进入别样的天地,“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这句话才能获得哲学的力量。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散文中,也不乏关于“天之道”的思考和理解,像贾平凹的《丑石》即是代表;不过,进入新世纪,通过格物致知探讨“天之道”的散文明显多起来,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更为博大的世界宇宙,也进行了形而上的哲思。如对于聋哑人,范曾说过:“钝于言说中敏于心灵。”“相反的,那些唠叨的、多话的、声嘶力竭的、唾沫星子直喷的人大体思绪混乱。”“单纯中的丰富、沉默中的深思使聋哑人比较容易接近道之所在。”㉑这是以老庄的“天之道”批评和反思“人之道”。鱼禾通过仰望星空,体验其无穷无尽,特别是时间与生命在同在中的间隔与错位,所以她说:“我正在看着的是它们曾经的模样,是人类没有出现以前的模样,就是说我和它们并不在同一种时间之中。或许此刻它们已经消亡了,我看到的不过是它们消亡以前投射的光芒。那么,我和它们也不在同一空间里。从始至终,我们一直处在这样的隔绝里,在这庞大不可思议的诡异中,在一种绝对的被动里。”㉒这是关于时间与存在的形而上思考,对于打破人的固化思维有启示作用。由此可见,新世纪散文有“天之道”作为价值支撑,所以能有较高的站位,获得真知灼见,超越“人”的成规和局限性。

  当然,新世纪二十年中国散文还有这样和那样的问题,需要今后继续探索发展。这主要表现在:第一,散文的经典化意识不强,许多作品过于随意和散漫,碎片化倾向积重难返,这需要从观念和细节上实现突破;第二,散文的文体意识薄弱,在强调跨学科和跨文体写作的同时,对于散文的概念、内涵、形式还要做出科学理解,这不仅包括一般大众作者,就是著名作家和散文研究者也不例外;第三,散文的探索创新性不够,在强调继承时,万不可陷入平庸,也不能满足于自说自话和自我重复,这需要借鉴改革开放之初的开创性,进行有思想、文化、智慧的深度探索,避免模式化和类型化写作;第四,散文滞后于时代发展,特别是未能获得散文的文化自信,更没有与国家的战略发展相结合,这必然导致散文失去读者和长久的生命力。某种程度上说,散文是最具社会化的文体,它应以其敏感为这个复杂多变的时代把脉,以改变当下滞后于时代的状态。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两岸现代中国散文学史料整理研究暨数据库建设”的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18ZDA264)

  注释:

  ①白烨:《势头迅猛形态漫泛变化深刻——新世纪文学十年扫描》,《紫光阁》2011年第3期;徐勇:《两个20年与两个时代:关于新世纪文学与新时期文学关系的考察》,《文艺评论》2018年第4期;张颐武、李振、李丹:《“新世纪文学20年:回顾与观察”笔谈》,《山花》2019年第10期。

  ②林非:《对当前散文创作趋势的思考》,《散文的昨天和今天》,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第96页。

  ③朱婧:《网络新媒体滋长起来的新散文》,《人民日报·海外版》2019年10月2日。

  ④王义军:《新媒体散文的时代》,《2001年最佳新媒体散文》,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第1页。

  ⑤《20位作家云畅谈新媒体散文写作》,《文艺报》2019年6月1日。

  ⑥张承志:《清洁的精神》,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

  ⑦郭文斌:《安详是回家的路》,《芳草》2011年第12期。

  ⑧王兆胜:《娓娓道来知心语——论林非散文的叙述模式》,《江汉论坛》2012年第2期。

  ⑨朱立元:《我记忆中的1985年“方法论热”》,《文艺争鸣》2018年第12期。

  ⑩刘烨园:《新艺术散文札记》,《鸭绿江》1993年第7期。

  ⑪李孝华:《新散文的审美特征及其成因》,《散文》1989年第2期。

  ⑫余秋雨:《文化苦旅》,东方出版中心,1997,第246页。

  ⑬朱以撒:《书法修身 缓慢递进中品味真情》,《光明日报》2011年9月5日。

  ⑭黄浩:《当代中国散文:从中兴走向末路》,《文艺评论》1988年第1期。

  ⑮谢有顺:《不读“文化大散文”的理由》,《散文百家》2003年第2期。

  ⑯王兆胜:《中国散文理论话语的自主性问题》,《美文》2017年第8期。

  ⑰钱穆:《晚学盲言》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第80页。

  ⑱周作人:《人的文学》,《新青年》第5卷第6号,1918年12月7日。

  ⑲吴佳骏:《此岸与彼岸》,《天涯》2019年第5期。

  ⑳熊亮:《万物如果开口说话》,《散文》2019年第6期。

  ㉑范曾:《寂静的世界》,《北京文学》2007年第8期。

  ㉒鱼禾:《界限》,《人民文学》2018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