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这是一个值得全球深思的时刻。80年前，人类共同面对法西斯主义的黑暗，付出了无数生命的代价，最终以团结与牺牲换来了和平的曙光。在这一历史节点，文学作为人类精神世界的镜子，承载了那段烽火岁月中“抵抗”与“书写”的双重力量。本文试图以世界文学为对象，探索不同文化语境中的反法西斯叙事。这里讨论的文学作品，既包括战时的文学叙事，也包括战后乃至当代作家对那场反法西斯战争的历史记忆与深刻反思。
文学不仅是记录历史的工具，更是唤醒人性、激发共鸣的武器。从欧美作家笔下的战时苦难，到苏联文学中对牺牲精神的价值凸显，再到国际作家如赛珍珠对中国抗战的深情书写，反法西斯文学以多元的声音诉说着共同的理想。这些作品不仅在当时激励了抵抗力量，还在跨国传播中促进了东西方对历史记忆的互鉴与共鸣。尤其对中国抗战而言，世界文学提供了独特的外部视角，使其从单一的民族叙事升华为全球反法西斯斗争的一部分。本文在梳理这些文学作品的基础上，努力探讨“抵抗”作为行动的力量与“书写”作为记忆的媒介如何在全球语境下交融，并反思当代读者如何在全球化时代重温那段历史，思考文学在构建跨国界的历史责任与和平愿景中的独特功能。
通过对这一主题的探讨，本文旨在唤醒我们对过去的深切铭记，激发文学所承载的永恒人文精神。希望我们以文学为桥梁，穿越时空，将战火硝烟化为文字中的希望与警示。
——题 记
世界文学中的反法西斯叙事
世界文学中的反法西斯叙事是人类在面对法西斯暴政时精神抵抗的结晶。这些作品以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文学形式，记录了战时的苦难与勇气，展现了文学作为精神武器的独特力量。从欧美到苏联，作家们用笔墨勾勒出人性在极端环境下的光辉与脆弱，构筑起一座座精神丰碑。
欧美文学中的战时书写。深刻的人文关怀和对个体命运的关注是欧美文学反法西斯叙事的显要特征。1936年秋至1939年春，西班牙内战成为全球进步力量与德意法西斯的首次正面交锋，最终因多重历史原因而告败。在这个过程中，无数国际主义者奔赴前线，声援西班牙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美国作家欧内斯特·海明威作为战地记者亲历战场，写下了他的不朽之作《丧钟为谁而鸣》（1940）。作为反法西斯文学的典范之作，该小说以1937年西班牙内战为背景，讲述了美国志愿者罗伯特·乔丹为反法西斯事业牺牲的故事。海明威通过细腻的心理描写和紧张的战斗场景，展现了个人在面对死亡时的勇气与尊严。作品不仅记录了战争的残酷，更通过对人性复杂性的挖掘，赋予文学以超越时代的精神力量。
法国作家阿尔贝·加缪的《鼠疫》（1947）是奠定了他在世界文学史上地位的代表作。据加缪说，他在开始酝酿和创作《鼠疫》时，是在1940年巴黎被德国法西斯占领以后。当时，他已经打算用寓言的形式，刻画出法西斯像鼠疫病菌那样吞噬着千万人生命的“恐怖时代”，写出时代的灾难。该小说以隐喻的方式，将瘟疫比作法西斯主义的侵袭，强调人类在面对灾难时的团结与坚持。加缪笔下的医生里厄虽非传统意义上的英雄，却以默默的行动诠释了抵抗的意义。里厄的坚持不仅是对法西斯主义的反抗，更是对人性尊严的捍卫。加缪通过对里厄等人物的刻画，展现了文学记录苦难与激发希望的双重功能。意大利犹太裔作家普里莫·莱维的《如果这是一个人》（1947）是一部纳粹集中营回忆录，记录作者于1944年被囚于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经历。他以集中营幸存者的视角，记录了纳粹暴行的残酷。莱维通过对人性尊严的坚守，呼吁读者保持希望与反抗精神。
1945年2月13日至15日，英美联军发动了四次袭击德国德累斯顿的大规模空袭。大轰炸发生时，23岁赴欧参战的青年战士库尔特·冯内古特被德军俘虏，正关押在德累斯顿的战俘营，因躲在地下室中侥幸与其他几位美军俘虏一起逃生。他一生的写作灵感，大都源于此次死里逃生。恰恰是他的这次战火中的亲身经历，让冯内古特在后来创作出了一部伟大的反战作品《五号屠场》（1969）。该小说描绘了战争的荒诞与人性的扭曲。小说通过主角比利·皮尔格里姆在时空中跳跃的叙述方式，将战争的残酷与记忆的碎片交织在一起。冯内古特以冷峻而富有黑色幽默的语言，揭示了战争给普通士兵带来的创伤，使读者意识到，真正的抵抗有时不是轰轰烈烈的反抗，而是对荒诞现实的理解、质疑与存活下去的勇气。该小说出版于1969年，当时越战正如火如荼，因此，小说一出版就在美国国内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与阅读热。
这些作品共同构成了欧美文学中反法西斯叙事的丰富图景，揭示了文学如何通过个体故事折射出人类对自由与正义的追求。作家们以其深刻的人文关怀与多样的表达形式，为反法西斯文学注入了持久的生命力。
苏联文学的反法西斯叙事。与欧美文学注重个体经验与心理创伤不同，苏联文学中的反法西斯叙事更强调集体主义、英雄主义与牺牲精神。这些作品不仅承担着艺术再现战争的责任，也服务于国家意识形态与民族精神的建构。从战争期间即开始创作，到战后数十年仍不断回望，苏联作家用各自的方式记录下这场战争灾难。
苏联作家、诗人康斯坦丁·西蒙诺夫在1939年时曾任军事记者，以后一直从事战争题材的创作。他的成名作——剧本《我城一少年》（1941）表达了苏联人民对即将来临的战争的必胜信心。他创作于苏联卫国战争爆发初期的抒情诗作《等着我吧》（1941），充满了爱国主义激情，是苏联战时文学中最富情感感染力的作品之一。诗中，一名士兵对远方恋人的呼唤，凝聚了战争年代苏联人民对爱情与生存的希冀。这首诗被大量刊登、传抄、朗诵，成为战时人民精神力量的象征，展现了苏联文学将个体情感融入集体抗争的能力。
苏联作家阿尔卡季·盖达尔的作品多数以少年儿童为主人公，孩子们机智勇敢，战胜各种困难，充满了乐观主义，特别是随着《军事秘密》（1935）、《蓝杯》（1936）、《鼓手的命运》（1938）等作品的问世，作家越来越受读者的欢迎。《鼓手的命运》这部小说歌颂了少年儿童的伟大理想和为祖国献身的精神，盖达尔表示，这部书讲的不是战争，但讲的事情一样严酷而危险，不亚于战争本身。他以自己的儿子铁木儿·盖达尔为原型创作的小说《铁木儿和他的队伍》（1940）描述了少先队员铁木儿和自己的伙伴秘密帮助苏联军队的活动。铁木儿机智勇敢，总能想到富有智慧的办法来完成任务。小说出版后，苏联少年儿童读者纷纷仿效铁木儿，组成了各种行动队，在苏联政府的宣传下，最终形成了“铁木儿运动”。数以百万计的苏联少年儿童积极参加清理铁路、装卸货物、筹集资金、医疗守护等非战斗工作。
苏联作家亚历山大·法捷耶夫在卫国战争爆发后，曾担任《真理报》和新闻通讯社记者并到战线去采访，他在1945年出版的《青年近卫军》歌颂了卫国战争中苏联红军抗击德国法西斯的英勇斗争。该小说依据顿巴斯地区青少年地下抗德组织的真实事迹创作，迅速成为苏联“英雄主义”文学的经典文本。法捷耶夫通过塑造充满理想主义与革命激情的青年形象，强调了信念与牺牲的力量。
作为《等着我吧》（1941）的作者，康斯坦丁·西蒙诺夫在十余年后又以长篇小说形式再度书写战争记忆。《生者与死者》（1959）是他的战争三部曲的第一部分，主要描写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苏联红军在西部边境作战的场景。小说中的主人公谢尔皮林、辛佐夫等人，代表了一批在1930年代曾遭政治镇压的苏联军人。尽管命运多舛、蒙受冤屈，他们对祖国的忠诚始终未曾动摇，人性的良知与信仰也从未熄灭。当德国法西斯大举入侵，他们毅然奔赴前线，无惧生死。作品深刻展现了苏联士兵在国家危难时刻所体现出的责任感与信念，凝聚了那个时代特有的精神力量。这一作品成为战后苏联军事文学的重要代表。
上述作品构成了苏联文学中反法西斯叙事的多重维度，从战时的情感动员到战后的英雄主义塑造，这种从“集体抗争”到“个体觉醒”的文学转型标志着反法西斯文学在道德、心理与哲学层面上的深化。它们不仅见证了那个时代的精神抗争，也为世界文学贡献了独特的思想资源。
尽管欧美与苏联的反法西斯文学在风格与主题上存在差异，但无论是海明威的个人英雄主义，还是肖洛霍夫的英勇牺牲精神，这些作品都以抵抗为核心，表达了对自由与尊严的追求。文学通过叙事的力量，将战争的苦难转化为精神的财富，使读者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中找到共鸣。
反法西斯文学的多样性也体现在其形式与表达上。从小说的宏大叙事到诗歌的凝练抒情，从纪实文学的真实记录到戏剧的象征表现，作家们以多样的艺术手法回应战争的挑战。例如，英国诗人W.H.奥登的《1939年9月1日》（1939）以诗意的语言反思战争的根源，而法国剧作家让-保罗·萨特的戏剧则通过荒诞的表现手法，探讨抵抗的道德困境。这些形式的多样性丰富了反法西斯文学的内涵，使其成为人类精神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世界文学中的中国抗战形象
中国的抗战不仅是中华民族的历史创伤与民族记忆，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一环，在20世纪的全球文学版图中留下了深刻印记。世界文学中的中国抗战形象大致可分为两个层面：一是国际作家以亲历、想象或同情的立场书写中国战场，为中国的抗战发声；二是中国作家的抗战文学被翻译并传播到国外，使本土经验转化为全球记忆，形成一种跨文化的战争叙事共鸣。这一双向流动，构筑起连接中外的文学桥梁，不仅丰富了反法西斯文学的地理视域，也促成了中国抗战形象在世界范围内的流传。
国际作家笔下的中国战场。在国际作家的书写中，最早关注并深入描绘中国抗战的，是一批亲临战场、以记者身份观察和记录战争现场的西方知识分子。他们以纪实与文学交融的方式，将对中国战时现实的目击与体悟，转化为具有跨文化影响力的文字与图像。这些报道与作品不仅提供了超越新闻速度的情感与思想温度，也奠定了中国抗战在世界文学话语中的早期表达框架。
其中，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1937）是奠基性著作。作为第一位系统采访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并实地考察抗战根据地的西方记者，斯诺用冷静又富有人文关怀的笔触，描绘了红军将士的信仰、牺牲与组织力，深刻影响了西方读者对“中国革命”的认知。但我们不能忽视的是，在斯诺之前，另一位美国记者艾格尼丝·史沫特莱于1934年出版了《中国的战歌》，通过讲述红军战士和普通农民的抗争故事，唤起西方社会对中国抗战正义性的关注。她以记者的敏锐和作家的激情，将中国农村战场上的集体抗争转化为震撼人心的国际话语。以斯诺与史沫特莱为代表，他们为西方读者提供了战时中国社会的多维面貌。作为战地记者，他们的作品既有现实记录的价值，也具备文学表达的深度，是世界抗战叙事中中国形象的第一批重要建构者。
英国诗人W.H.奥登应是首位深度参与并书写中国抗战的欧美主流作家。他与克里斯托弗·衣修伍德共同创作的《战地行纪》（1939）是欧美文学界最早以中国抗战为主题的诗性与散文性结合的作品集。两人在1938年前往中国战区实地考察，并在书中以旅行笔记、日记与诗歌相结合的方式，描绘了上海、重庆、香港等地的战时图景。奥登在诗中既反思战争对人类的异化，也对中国人民的忍耐与刚毅表达深切敬意，展现出英美知识分子在面对东方苦难时的复杂情感与道义联结。
如果说奥登是最早书写中国抗战的国际作家，那么，在所有西方文学家中，美国作家赛珍珠无疑是影响力最大也最为深远的一位。她曾在中国生活长达30余年，对中国语言、文化与社会有着细致入微的理解。1938年，她因其对“中国农民生活史诗般的描述”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成为第一个获此殊荣的美国女性作家。她的小说《龙种》（1942）以中国农民家庭的命运为线索，讲述了他们在日军侵华下的苦难与奋起。小说通过家国叙事视角，展现了普通中国人在极端困境中所焕发出的民族意识与抗争精神。她以通俗化的叙事策略，使中国抗战成为欧美普通读者可以“感同身受”的历史经验，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在西方舆论场中的正面形象建构。
从记者到诗人，再到小说家，西方知识分子在不同媒介与文体中对中国抗战进行的文学建构，不仅丰富了全球反法西斯文学图谱，也开启了一条通向中国抗战精神的跨文化理解之路。
中国抗战文学的翻译与海外传播。相较于国际作家用英语的直接书写，中国本土抗战文学在海外的传播主要通过翻译完成。这些译作不仅构成了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早期范例，也成为中国抗战话语进入世界文学体系的重要途径。尤其在20世纪30至40年代，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中国作家的文学作品开始陆续被翻译为英语、法语等语言在西方出版。这一过程既受到政治盟友关系与意识形态联动的推动，也依赖于译者的个体努力与中外出版机构的通力合作。
鲁迅先生，被称为现代中国的民族魂。他虽于1936年离世，未及亲历全面抗战，但其作品中所蕴含的民族启蒙与文化批判精神，为西方理解中国人民的抗战心理提供了思想维度。20世纪三四十年代，鲁迅小说的英译者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还有中外合作的情况，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王际真、金守拙、林疑今等先生，他们的翻译无论就数量还是质量来说都是相当突出的。他们所翻译的鲁迅作品让西方得以从文化深层理解中国人民“灵魂深处的战斗”。
艾青的诗歌直接反映了抗战年代中国民众的苦难与觉醒。创作于1933年的《大堰河——我的保姆》，以及发表于1938年的《我爱这土地》都是中国现代新诗的代表作。后者发表时正值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诗人以“鸟”自喻，表达了对祖国被侵略的悲愤及献身祖国的决心，诗句“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成为经典爱国表达。曾在西南联大任教的英国作家罗伯特·白英所编译的《当代中国诗选》，是最早的两部中国现代新诗英译选集之一，其中艾青的诗歌占有不少篇幅，该诗作的主题之一是战争与革命。借助对中国文学作品的翻译，白英力图向西方世界传递出中国人的苦难意识、佛道文化思想与道德伦理观念，为西方世界提供一个认识和理解中国的新颖视角。
翻译并不仅是语言的转写，它也意味着价值观、叙事结构与文化经验的再定位。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的抗战文学得以超越国界，转化为全球记忆的一部分，为世界文学中的反法西斯叙事注入东方的力量与情感。中国抗战在世界文学中不仅是一个历史事件，更是一个充满人性光辉的叙事主题。
从战火到希望的文学传承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背后，是无数生命的牺牲与无尽的苦难。文学作为人类精神的载体，以“抵抗”与“书写”的双重力量，将那段历史凝结为永恒的记忆。
无论是欧美文学中的个人英雄主义，还是苏联文学中的集体主义精神，抑或是国际作家笔下中国抗战的英勇形象，“抵抗”都成为反法西斯叙事的核心主题。与此同时，“书写”作为记忆的媒介，将这些抗争转化为文字的力量，使历史得以穿越时空，触及当代读者的心灵。文学通过叙事与想象，不仅再现了历史的真实，更赋予其以超越时代的意义。赛珍珠等国际作家对中国抗战的书写，尤为生动地展现了这一过程。他们的作品通过跨国传播，将中国抗战融入全球反法西斯斗争的宏大图景，促进了东西方历史记忆的互鉴与共鸣。
在全球化时代，反法西斯文学的意义并未因时间的流逝而褪色，相反，其警示与启迪功能在当代愈发重要，也使我们必须重新审视历史，汲取文学中的智慧与力量。通过重读反法西斯文学，促使我们铭记过去的苦难，在全球化的语境下思考如何构建跨国界的历史责任与和平愿景。文学作为一种柔性力量，以其深刻的人文关怀与跨文化的感染力，激励我们超越国界与种族的隔阂，共同追求一个更加公正与和谐的世界。
展望未来，文学将继续在人类精神的传承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反法西斯文学以其永恒的人文精神，提醒我们珍惜和平的来之不易。无论是作家、读者还是教育者，我们都有责任将反法西斯文学的精神传递下去，使其在新的时代焕发出更加耀眼的光芒。正如加缪在《鼠疫》中所预示的那样：人间的瘟疫永远不会消失，但我们必须学会与之抗争。文学，正是这场抗争中最有力的武器。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全民阅读教育研究院院长，中国人民大学吴玉章特聘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