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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文学理论评论:新的时代,新的言说,新的活力
作者:李壮 来源:文艺报 浏览次数:2625次 更新时间:2022-02-23

  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

  2021年,中国文学界最引人瞩目的大事、盛事,当属中国作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大会历时4天,千余位代表、嘉宾参加了这次文学盛会;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压力巨大的背景下,此次作代会最终如期、顺利、圆满地召开并完成了各项议程,这无疑构成了中国当代文学历史上一份独特且珍贵的回忆。

  12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出席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总书记从“心系民族复兴伟业,热忱描绘新时代新征程的恢宏气象”“坚守人民立场,书写生生不息的人民史诗”“坚持守正创新,用跟上时代的精品力作开拓文艺新境界”“用情用力讲好中国故事,向世界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坚持弘扬正道,在追求德艺双馨中成就人生价值”五个方面,向全国广大文艺工作者提出希望、发出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述了新时代新征程上文艺的地位作用、方针原则、目标任务、基本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重大创新和飞跃,在新的历史方位上为中国文学指明了方向、擘画了蓝图。

  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印发的《关于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重要讲话的通知》中,对总书记重要讲话的重大意义表述如下:“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高度评价了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文艺工作发挥的重要作用,充分肯定了党的十八大以来文艺战线取得的丰硕成果,深刻阐明了新时代新征程上文艺工作肩负的重大使命,科学回答了事关文艺事业发展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对广大文艺工作者提出殷切希望,对做好文联作协工作提出明确要求。这一重要讲话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艺观,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推动作协工作和文学事业铸就新时代雄伟艺术高峰的纲领性文献,为广大作家和文学工作者树立大历史观、大时代观,推进新时代文学事业繁荣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具体到文学理论评论的专业领域而言,在理论与实践两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都是2021年出现的最重要、影响最深远的文本。

  中国作协十大与“新时代文学”概念

  中国作协十大审议通过的、张宏森代表中国作协第九届全国委员会所作的《高举伟大旗帜 全面推进新时代文学高质量发展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的工作报告,在总结过去五年工作、规划未来五年工作的内容之外,还设置了一个理论性很强、引起文学界广泛关注的板块,即对“新时代文学”的专门论述。报告将“新时代文学”明确作为中国文学发展历史上的新阶段、新概念、新命名正式提出:“回顾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实践,总结过去五年的经验,我们可以满怀自豪地宣告……我们在新时代的伟大征程上迎来了中国文学发展的崭新阶段,翻开了中国文学史新的壮丽篇章,新时代文学的广阔天地正在我们面前浩浩荡荡地展开。”报告以“新时代文学是……的文学”的句式,从“书写中华民族新史诗,凝聚伟大复兴精神力量”“以人民为中心,激励人民创造美好生活”“以提高质量为根本,奋力铸就艺术高峰”“以创新为动力,勇于拓展新空间塑造新形态”“坚定文化自信,光大中国气派中国风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参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体现广大人类关怀”“主动融入现代传播格局,有力证明文学地位价值尊严”八个方面,明确了“新时代文学”的使命任务和要求,对“新时代文学”给出了定位、展开了阐释。同时,可与报告相参照对读的,还有十代会前在《求是》杂志刊发的中共中国作家协会党组署名文章《新时代文学要牢记“国之大者”》。

  “新时代文学”迅速成为文学界讨论的“热点”“热词”。就最直接、最技术性的层面而言,“新时代文学”概念的提出,为文学界指称、言说当下文学现场及其中思潮、现象、作品的评论实践,提供了官方而权威的“所指”命名,进而体现、回应了文学界对当下文学现场的高度重视和热切期待。正如中国作协主席铁凝在《中国作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词》中所说:“这些日子,会场内外,我们听到最多的词是‘新时代新征程’,是‘新时代文学’。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对我们所处的历史方位有了更深刻的体会,对新时代文学的壮阔前景满怀信心和期待。‘新时代文学’不在别处,它就在我们前行的路上,经由我们笃定恒心、精益求精的创造而徐徐展开。”目前,对“新时代文学”的梳理、观察、思考、阐释、讨论,已经在文学理论评论界不断展开,并且显然将在未来持续深入下去。

  党史与文学史:对百年来中国文学的概括表述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文学评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等重要刊物,都推出了“庆祝建党100周年”相关主题专栏。围绕一百年来中国文学的发展道路、经验成就、结构规律,文学理论评论界展开了成规模、系统性的研究,产生了一批优秀成果。

  一方面,是以“党的百年”为母题、总题,向内细论“文学的百年”。“文艺事业是党和人民的重要事业,文艺战线是党和人民的重要战线”这一表述,体现了文学内含于党和国家总体事业这一认知及事实。许多文章深入研究分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文艺事业的方式方法、成就经验,梳理了中国文学是以怎样的方式参与了百年来社会、政治、国家话语等的建构。王蒙《文学里的党史与党史中的文学》、董学文《党领导文艺工作的丰功伟绩和基本经验》、仲呈祥《党的领导是文艺繁荣的根本保证》、白烨《四时花似锦,文苑气象新——党的文艺方针政策与当代文学事业的发展》、蒋述卓《国家话语与新中国文学的特征》、杜学文的《百年奋斗光辉历程中的文学贡献》、范玉刚《文艺在高扬人民性中与伟大建党精神的契合——习近平总书记“七一”讲话的文艺视角解读》等文章,分析论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文艺工作的历史实践,总结阐释了中国共产党繁荣文艺事业的方式路径和百年风貌。

  另一方面,是以“党的百年”为坐标系、参照系,向外梳理“文学的百年”。同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或更广义的“中国开启现代化进程的需求”)的产物,党的历史与中国新文学的历史,在历史逻辑、内在动力和思想脉络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彼此命运相通、轨迹相叠,可作“互文性”“共生性”的参照。吴义勤《百年中国文学的红色基因》、陈思和《建党百年与当代文学研究》、赖大仁的《人民文艺的百年历程:理论与实践》、张福贵《百年党史与中国新文艺的逻辑演进及艺术呈现》,皆由此思路展开。陈晓明在《文艺争鸣》杂志连载刊发“百年中国文学开创的现代面向思考”系列文章,从传统转向现代的面向、世界性的面向、人民性和大众化的面向、文明叙事的面向、“后文明”视听时代写作的面向等五个方面切入,尝试对过去百年的中国文学作出总体性的概括和表述,形成了颇具体量和分量的研究成果。

  文学理论评论的自我建设

  2021年,中央宣传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国文联、中国作协等五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强新时代文艺评论工作的指导意见》。“文学理论评论的话语建构和自我建设”这一被谈论多年的话题,由此被推上了更高的“热度”、赋予了更迫切的必要性。

  由即将问世的《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项目而来,吴俊在2021年发表了《批评史:国家文学和制度规范的视阈》《从文学批评到批评史、当代文学批评史及其学科建设问题》等文,涉及文学批评的观念和立场、当代文学批评和批评史的学术学科建设、当代文学制度视阈中国家文学权力机制对文学和批评实践的影响等诸话题。姚文放《回到文学经典/服务当下现实:生产性文学批评的功能取向》一文,通过梳理伊格尔顿、布鲁姆等人的观念理解及意见分歧,探讨了“文学批评功能何在”这一对当下中国文学批评实践依然重要的命题。张旭东《走向当代中国文学批评阐释的再理论化》一文,则是经由《美学与政治》一书中译本的面世,步入“什么是理论”“理论何为”“理论旅行”和理论“时间差”等根本性的话题域。关于书题中“美学”与“政治”的范畴对举,张旭东写道,“具体而深入的文学批评、文学阐释和文学史研究经验都证明,文学空间里活跃的社会历史性的政治因素和政治能量,恰恰是在美学范畴(审美外观、审美结构、审美判断等等)里才获得其最丰富、最复杂、最意味深长的形式和编码系统;正如美学范畴的自律性、创造性和历史性,恰恰是在它作为一种文化生产和观念生产的社会历史性行为(工作、劳动、游戏、斗争)中才得到淋漓尽致的深度的事实性展现”,而“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研究作为一般性(即抽象的)思想活动、观念建构和意识形态斗争,本身有其经验具体性和对象特殊性,因此必须以一种特定的有效的方式予以耐心细致的展开。”其论述指向前人经典,同时也指向当下中国的文学理论评论实践。

  汪政在《理论是评论的核心与风骨》一文中,同样谈及当下文学批评的“理论”问题:“文艺评论要发挥它褒优贬劣的作用就必须有自己的评论标准……就当前而言,我们之所以对一些新的文艺门类无法作出评判,或者你作出了评判,但业界与接受者却不买账,原因就在于没有公认的标准;或者你自以为是地在依所谓的标准说话,但这个标准只是评论者自说自话,没有得到广泛的认可,因为它缺乏理论的概括性。”同时,新的文化生产结构、文艺传播生态,的确制造了此前文艺评论并未遭遇过的许多“环境变量”,使得“标准”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张慧瑜在《重建理性化和公共性的文艺生态》一文中谈及,“平台通过大数据和算法对内容生产者和文化消费者进行双重管理和引导,形成了数字社会组织开展文化生产和社会生产的基本模式。在数字时代文艺生态下,文艺评论的功能和形态也发生了巨大转变”,一是“评论主体从专业评论者变成了受众和粉丝”,二是“评论形式更加多样化,从相对理性、专业的批评变成更加情绪化的反馈”,三是“数字时代的文艺评论容易引发社会舆情效应”。在此意义上,理性健康的文艺生态乃至文化生活生态建构,与文艺评论的自我内部建设,面临着相似且相关的紧迫性。

  当然,相对于广义的“文化生活生态”,狭义的“文学评论生态”所面临的“破局”之需似乎更加切近。张定浩在《文艺报》组织的“2021·我的文学关键词”专题里的这段表述,显得锋利、甚至带有杀伤性,然而我认为是准确的:“思辨力和感受力的锻造,又是和价值判断密不可分的……但目前的现状是,批评家基本上放弃了对于新作品的价值判断,以及有关价值判断的公开争论,或者说,这种判断和争论即便有,也被迅速归入某种个人趣味之争。大多数批评家不再通过撰写文章的方式来发表异见,他们在年底多元化地投票,以一种谁也懒得去说服谁的民主形式。”

  文学话题热点:多维讨论与问题意识

  对新的文学潮流的命名、对新的文学现象的指认,是文学理论评论的重要职能乃至立身之本。过去的一年中,中国的文学理论评论于此并未失语。

  《十月》杂志筹办颁出了首届十二背后·十月“美丽中国”生态文学奖,并召开“生态:作为文学的方法”研讨会,而早在活动的提名预热阶段,文学界就已借此机会围绕“生态文学”的概念内涵和创作实绩展开了充分的理论言说,将“生态文学”话题同全球现代化进程、人与自然的精神联系、现代文明的生态转型等结合在一起,最终抵及“生态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核心问题,应当成为文学的方法,以及文学的新的世界观”这样的全新认知。

  《南方文坛》杂志与多位青年作家、青年批评家,共同发起了声势甚大的“新南方写作”系列讨论。杨庆祥《新南方写作:主体、版图与汉语书写的主权》一文,从地理性、海洋性、临界性、经典性等角度,对新南方写作的理想特质大致作出界定,并兼及现代汉语写作的主体和主权问题。而他对“新南方”的具体空间定位,是“指中国的海南、广西、广东、香港、澳门——后三者在最近有一个新的提法:粤港澳大湾区。同时也辐射到包括马来西亚、新加坡等习惯上指称为‘南洋’的区域”。近年来势头强劲、特色鲜明甚至堪称“现象级”的数位青年作家的创作(如葛亮、林森、陈春成、林棹、周恺等)由此被纳入这一新的“共名”加以讨论。从“区域”“地方”的视角谈文学,也是近年来评论界重点探索开发的路径之一。

  数字时代的文学与文化,是一个切近而重大的“新命题”,也堪称被聚焦多年的“老热点”。2021年,与此相关的讨论继续走向深入。对电子游戏、短视频平台等具体对象的研究分析越来越多、越来越精细,同时,也出现了更多具有理论高度和总体视野的研究成果。例如,朱立元《印刷文化、数字文化、诗学和解释学——与希利斯·米勒讨论》一文,在“印刷文化转型”的基本语境前提下,对“数字文化”与“视觉文化”作出了区分,认为“数字文化”的内涵与外延远远大于“视觉文化”,后者专指图像叙事,而前者也包括以数字技术作为媒介载体的文字叙事;同时,文章还具体分析了其“中国情形”“中国问题”,在问题意识和话题关切点上颇具代表性。而在新著《故事的过去与未来》一书的序言《人算与天算:一个叙事诗学问题》中,张柠则流露出一种(同样颇具代表性的)对“数字焦虑”情绪的反抗:“近年来流行的‘数字时代’‘算法时代’等时髦术语,已经开始入侵文学领地,似乎暗含着一种技术崇拜的价值取向,但我觉得,这也从反面证明了‘文学’存在的价值。”在他看来,“‘数字时代的文学’,重心还是‘文学’。词组‘数字时代’在这个偏正结构短语中,不过是个定语,一个修饰词组,一种难以摆脱的语境和背景。让事物来修饰文学,而不是用文学去修饰事物,也是我心之所向的愿望。”事实上,这也理应是文学在讨论自身,乃至讨论时代之时的初心所在、尊严所在。

  “跨界”的哪吒:新的“文学性”与“文学评论性”

  另一个从今年开始被集中性地聚焦、讨论的话题,是文学的“跨界”。几次“非典型性”的文学活动,如《收获》杂志和收获APP推出的“无界”文学行动、腾讯新闻和上海作协举办的“文学脱口秀”活动等,都在文学界内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及讨论(《文学报》对“文学无界”话题、《文艺报》及其新媒体平台对“文学脱口秀”话题,都有过后续延伸性、深度性的讨论),并在一定程度上做到了“出圈”。李敬泽在首届“无界”文学行动启动式上所作的题为《作为哪吒的文学》的演讲中说:“文学的边界是变动的”,“文学必须是活的,文学要向时代、历史和变动不定的人类生活、人类经验开放,文学不能自律起来、封闭起来,不破不立、又破又立,破字当头,立在其中,文学永远要在它所不是中体认它自己是什么”“在一个时代的生活、感性、想象、话语和思想中,那个文学的幽灵、文学的风如何闪现和吹动,我觉得这是比文体、文类等等更为根本、更为紧要的问题。这个时代需要我们发现和发明新的文学性”。

  此般的认知与观念,是今天精神文化生活选项无比丰富的全新时代语境下,对挥之不去的“文学式微”“文学边缘化”阴影的回应,它折射出的是文学在当下自我突破、自我革命的意识和勇气。这不仅有必然性,甚至有紧迫性。在某种意义上,李敬泽在其新著《跑步集》中探索和实现的,正是这样一种新的“文学性”乃至新的“文学评论性”:文学评论的写作者突破了以往知识生产型的范式、惯性与腔调,而回到中国古典的“文”的传统,回到质朴而有效的“言谈”甚至“声音”维度,直接“说”出他对文学的理解、关于文学的见识。

  事实上,类似的声音(或者说,对此种声音的“呼唤之声”)一直存在,甚至在持续叠加,它们直接指向着文学评论自身。刘大先在一篇题为《文学评论的形态应该是参差多样的》的对谈中表示,他理想中的文学评论,应当“由文学文本生发引申到社会、政治与历史,从而走出了审美的局限,将文学作为生活世界的有机组成部分。这样的评论也就跨出了文学的局限,成为一种可以为其他门类艺术乃至其他领域的人所汲取的思想与精神资源。”何平在新著《批评的返场》序言《返场:重建对话和行动的文学批评》中,反思了“学院批评”逐渐坐大后,批评家和批评活动被规训、被“学科化”和“知识生产化”的氛围禁锢的问题,他提出“文学批评不能简单等于学术研究”,要有“野蛮生长”和文体自由写作。因此,他呼唤“身体力行的行动和实践的文学批评”,评论家要“在文学现场”,“作为文学现场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参与时代的文学生产,并生产出自身的形象。王尧《跨界、跨文体与文学性重建》里的观点与此相通:“如果‘学术’是研究‘文学’的,‘学术文体’是否可以有‘文学性’?在中国的文章传统中,表达思想、价值、知识的文体其实是多样的……之所以把‘学术性’和‘文学性’纠缠在一起,是因为我认为这两者在互动中循环,学术性和文学性常常会相互定义,并影响着文学文体的演变和文体内部各种因素的消长。”黄平则从更技术性的“实操”层面谈及“破圈”以及“文学评论性”的新形态呈现可能,在《文艺报》“2021·我的文学关键词”专题中,他从自己在“喜马拉雅”和B站上开栏讲课的经验说起,指出“既不能‘启蒙’,也不能‘迎合’,‘破圈’的难点,意味着要找到一种全新的话语方式。这是我目前也没有找到的,我目前能做到的是去了解,去倾听——‘破’的不是圈,是圈里的我自己,是我所熟悉的书房里的一切。”一言以蔽之,文学理论评论,同它所惯于谈论的文学一样,都需要走出舒适圈、走出惯性的言说套路或生产逻辑,去获得自己更新、更宽阔的生命活力。

  此一话题的背后,乃是文学理论评论(以及整个文学)基本的、却也是莫大的抱负——“文学应该是哪吒……这个少年是革自己的命,他抛却已有的一切,走出他的庙宇和城邦,进入广阔原野,越过种种界限,获得一个新的心。他脱胎换骨,然后在原野中,摘一枝荷花,或随手摘一枝别的什么植物,就以此作为自己的身体、获得一个新的身体。我想,这应该就是新的、投入这个时代伟大变革的文学。”(李敬泽《作为哪吒的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