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纳森·卡勒认为：“提出文学区别于其他活动的特质，即提出了文学性的问题：成为文学作品的标准有哪些？”以此为参照可以发现，严羽在《沧浪诗话·诗辨》（以下简称《诗辨》）中建构的以“别材别趣”说为中心的诗学，庶几可视为一种中国古代的文学性理论：一方面，“别材别趣”之“别”，本身就包含着诗与非诗、文学与非文学的区别、区分的含义；另一方面，严羽对这种区别、区分有着高度的自觉，有所谓“断千百年公案”“辨白是非，定其宗旨”之论（《答出继叔临安吴景仙书》）。因此，反思《诗辨》的文学性探讨的致思路径与阐释特色，对当代语境中的“文学性的中国式阐释”的探索，无疑具有启示意义。

　　对文学性的思考和阐发

　　总体来看，《诗辨》对文学性问题的思考和阐发，表现出三个方面的特征。

　　其一是整体性。文学性作为文学与非文学的区分，并不仅仅局限在文学作品的某个方面，而是关涉文学活动之整体。在《诗辨》中，“别材”与“别趣”是并列的。“别材”是诗的题材内容的文学性，即“吟咏情性”。“别趣”是诗的创作旨趣、艺术品格与审美效果，即“盛唐诸人惟在兴趣”“言有尽而意无穷”。从“别材别趣”出发，文学性又进一步涉及文学表现与文学思维等层面：既然诗的题材乃是“吟咏情性”，那么其表现也就“不涉理路，不落言筌”，强调“一唱三叹”；既然诗的创作“惟在兴趣”，那么在思维上也就“一味妙悟”“惟悟乃为当行，乃为本色”。由此可见，在《诗辨》的视野中，文学性呈现为文学作品的题材、品格、效果，以及文学表现、文学思维等多方位、多层次的文学与非文学之“别”。诗与非诗、文学与非文学的区分是整体性的。

　　其二是程度性。文学性不仅是一个事实性概念，还是一个价值性概念。它不仅涉及文学与非文学的事实性区分，也涉及文学内部价值程度的区分。用严羽的话来说，前者是“是非”的问题，后者是“品第”“高下”的问题（《答出继叔临安吴景仙书》）。《诗辨》反复强调“入门须正，立志须高”“学其上”“功夫须从上做下”“乘有大小”“第一义”与“第二义”等，实际上已涉及对文学作品的文学性价值程度的区分。严羽的深刻之处在于，将这种文学性价值程度的区分与文学思维的深浅程度联系起来：“悟有浅深，有分限之悟，有透彻之悟，有但得一知半解之悟。”在严羽看来，“透彻之悟”“分限之悟”“一知半解之悟”的“悟”之“浅深”区分，也就是“好的文学”“较好的文学”与“不好的文学”的文学性价值程度的区分。

　　其三是守成性。文学性作为事实和价值，在文学历史中已经得以完美实现，后人的努力只需以古人为法、回到古人即可。在《诗辨》中，这种守成文学性的具体表现就是“以汉魏晋盛唐为师”和“以盛唐为法”。严羽认为，汉魏以前的诗浑然天成，“不假悟也”；谢灵运至盛唐之诗，“透彻之悟也”。两者都属于文学性之“第一义”。不过，鉴于诗至盛唐“古律之体备”，故而“推原汉魏以来，而截然谓当以盛唐为法”。因此，在严羽看来，其所捍卫的“诗道”，实际上就是“唐诗之道”，更准确地说是“盛唐诗之道”。进而言之，盛唐诗也就成为严羽以文学性品评历代诗歌，包括激烈抨击以苏黄为代表的宋诗的尺度与标准。

　　中国传统阐释的典范

　　《诗辨》的文学性探讨的整体性、程度性、守成性特质，无疑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基本倾向息息相关。

首先，一般认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以“天人合一”的文化精神为核心线索。“天人合一”，就其基本内涵以及运思模式而言，表现出强烈的动态性、关系性和整体性等特色。与此相应，《诗辨》所探讨的文学性同样呈现为文学活动中诸种关系相关联的动态整体。

　　其次，“天人合一”所展现的天人关系，不仅仅是一种存在关系，更是一种价值关系，这种价值关系衍生到认识论的层次，则表现为一种事实认知与价值评价的交融。与此相似，《诗辨》所探讨的文学性也呈现为一种具有价值程度区分特性的层级或境界。

　　最后，从中国传统文化的现实形态来看，“天人合一”中“以人合天”的一面得到了更充分的发展，因而从总体上表现为一种崇古、征圣、宗经的守成型文化。与此一致，《诗辨》的文学性探讨也强调“取其合于古人”、合于盛唐，表现出强烈的守成、复古倾向。

　　基于继承与反思的创新

　　问题在于，我们所探讨的“文学性的中国式阐释”，乃是当代语境中的阐释。或者说，“文学性的中国式阐释”中所论及的“中国式”，本身就包含了“当代性”的含义。“中国”作为一种文化身份，乃至文化理念，并非固化的、封闭的、现成的，而是灵动的、开放的、与时俱进的，因而也必然是当代的。因此，“文学性的中国式阐释”并不意味着对传统文学观念的简单接受，而是立足于当代语境、当代问题，在继承与反思传统的基础上的某种创新。具体就本文所讨论的《诗辨》而言，也理当如此。

　　大致而言，《诗辨》关于文学性的整体性、程度性思考，不仅符合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延续至今的追求整体性、价值性的精神特质，也符合当代人文学科知识体系建构的基本趋向，同时还具有批判西方20世纪以来一些文学性理论的意义，因而值得我们反思、继承与发展。

　　就当代人文学科知识体系建构而言，一方面，全球化程度的加深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初步形成，向人文学科提出了走出学科藩篱、整合知识碎片的重大命题。而在各人文学科分支的内部，同样表现出强劲的整体性诉求，《诗辨》对文学性的整体性阐释路径与这种趋向是一致的。另一方面，随着生物技术、媒介技术等的蓬勃发展，价值问题日益凸显。当代人文学科的知识体系建构也不再满足于简单追随西方近代以来的价值中立论的知识范型，而是力图重建知识与价值的统一。文学性反思同样不能仅仅满足于事实性的知识探讨，而应该引入价值性的维度。

　　就西方文学性理论而言，自雅各布森于1921年明确将文学性定义为“使一部既定文学作品成为一部文学作品的特性”，以及将其设定为“文学科学的对象”以来，主要的探索路径就是致力于发现某个单一的事实性特征来区别文学与非文学，而其结果在一定的意义上则“令人沮丧”（卡勒语），这又使得《诗辨》所揭示的文学性的整体性、程度性，具有了批判西方理论的意味。

　　至于《诗辨》的文学性探讨所表现出的强烈的守成、复古倾向，则无论是从中国古代文学的历史经验来看，还是从近代中国以来其文化精神对进取、革新的高扬来看，抑或是从当代中国文学所面临的创造性不足的困境来看，都需要加以反思和改造。

　　从古代文学的历史经验来看，严羽的文学性观念的守成性倾向，使得其只能欣赏李杜的“唐音”之美，无法正确认识到苏黄“自出己意”所创“宋调”的开拓性。严羽激烈批评的“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未尝不是宋人“有以自立”（王若虚语）的特殊之处。如果联系到《诗辨》“以盛唐为法”对后世的影响，这种守成性思路的负面意义是非常明显的。

　　从当代文学创作的情况来看，固然首先应该承认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就其在当代世界文学格局中的位置而言，总体上并未摆脱创造性不足的困境。其关键，或许还是受到守成性思路的束缚。不过，严羽以及明清诗坛乃是“守”唐人之“成”，当代文学更多是“守”西方文学之“成”。因此，在理论建设的层面，有必要引入一种“生成性”的思路，对《诗辨》的文学性探讨的守成性倾向加以改造。也就是说，文学性并非现成的，而是处在不断的生成之中，因而是开放的、多元的、面向未来的。当代语境中的“文学性的中国式阐释”，或许可以期待一种“整体性”“程度性”“生成性”思路的文学性理论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