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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志安谈书法刻字——“义形创作”理念的提出及“民族性”阐释
作者:王志安 来源:文化艺术报 浏览次数:6094次 更新时间:2018-07-24



  王志安  国家一级美术师,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中国书法家协会刻字委员会副主任,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河北大学艺术学院特聘教授,南京师范大学书法刻字艺术研究所所长(兼),中国书法兰亭奖、全国展评审委员,国家艺术基金专家评审委员,国际刻字联盟艺术大展运行委员、审查委员,解放军美术书法研究院艺委会委员。



  中国现代刻字艺术经过二十年的发展,在中国书法家协会刻字研究会“抓普及、推发展,抓组织、建群体,抓理论、促提高”的工作方针指引下,既面临许多机遇,也面临诸多挑战。到目前为止,从事和参与过现代刻字艺术创作的作者已近两万人;全国刻字艺术展览已经成功举办了八届,每一届展览的举办在艺术上都有质的飞跃;理论研究向学理性纵深推进;国际间各层次各类型的交流日趋频繁。但是,作者的文化自觉性欠缺,作品的“民族性”不甚突出;意象境界、传统审美特征深入和彰显不够,阻碍着现代刻字创作格调的提升与境界的拓展。“义形创作”是“思想性、主题性、意象性、哲理性、学术性、构成性”高度统一的创作理念,中国现代刻字艺术创作特征的理论的高度概括与深化,集中体现了当下中国现代刻字艺术的“民族性”阐释,彰显了中国现代刻字艺术在国际刻字视野中的文化自觉与自信。 

   一、国际刻字视野中“义形创作”理念的提出 
  (一)中国现代刻字艺术创作发展的时代背景 
  中国传统刻字艺术具有悠久深厚的传统,但是传统刻字基本上是书法的从属,以其实用性、装饰性依附于书法,是尽可能的再现与保存书法作品,却没有发展成为独立的艺术形式而逐渐走向式微。近二十年来,受日本、韩国现代刻字艺术的启示与挑战,中国的现代刻字艺术才出现并快速发展起来。 
  从国内看,全国第一、二届刻字展览的初创时期以传统工艺刻字为主;到三、四届展览时现代刻字艺术形式已经基本建立;五、六届展览时刻字艺术的民族风格已逐渐形成;而到七、八届展览时,则涌现出了一批极具“民族性”文化意识的现代刻字作品,彰显了中国现代刻字艺术在国际刻字艺苑中的大国风范,引领着国际刻字艺术新潮流。 
  从国际看,与日本、韩国比较,整体风格、形式与艺术表现上虽然有不少的“同”,却也有较大的“异”。“同”中显示出这门艺术的“现代”性质,作品的书艺水平在不断提高,时代气息强烈;“异”中显示出各自的民族特色。相比较而言,我国现代刻字艺术作品虽也彰显了一定的民族特色,但融“思想性、主题性、意象性、哲理性、学术性、构成性”高度统一的“民族性”深入开掘还远远不够,一些作品的创作意识模糊,跟风明显。 
  理性认识国际刻字艺术现状,把握中国现代刻字艺术的当下位置与创作理路,展望未来发展格局,是关系现代刻字艺术深入、健康发展的重要问题。 
  (二)中国现代刻字艺术创作理路的三种主要类型 
  一是日本风格的影响。日本刻字艺术的主要特征表现在书体、刀法、色彩、构成等方面。从书体上来看,基本为篆书。由于篆书体式的恰当运用,他们作品的风格比较统一,给人和平、娴雅、不激不励的审美感受,显示出他们对中和美的崇尚。从刀法上来看,精确到位。其作品对用刀的体验非常深入,刀法和肌理变化虽然并不丰富,但无论是大刀阔斧,还是精雕细刻,从中无不感受到他们的用心之处和对艺术的虔诚。在线条的个性和语言的塑造上,日本作品侧重于凸显毛笔的轨迹,刀的个性只是微度的。从色彩上来看,比较单纯。阳刻作品基本为贴金箔,底面色彩以棕、蓝、黑为主;阴刻作品基本显露板面木质本色,字底以白色为主。从构成上来看,严整而精密。虽然也强调疏密聚散,但只是一种适度的微变,犹如篆刻章法的经营,字字用心。总体而言,日本刻字属古典主义范畴,创作手法更倾向“唯美主义”,审美的趋同倾向明显。由于技巧手法较为接近,又造成了作品风格的雷同,有千人一面之嫌。作品的思想性、文化内涵亦嫌不足。中国现代刻字艺术的部分作品有模仿日本风格的,虽在书法风格上有所区别,但刀法不够精到和甚少使用金箔外,整体的形式倾向是较为相似的。或采用唯美的书法形态,唯美的刀法肌理;或少感情倾向和个性的色彩语言;或展现线条本身的冲击力,仍是传统书法美的表现形式。 
  二是韩国风格的影响。韩国的现代刻字艺术具有鲜明的特点。其作品可分为两类,一类属“古典主义作品”,重在拟仿古典,这里不作展开阐述;另一类崇尚“现代主义”,此流派似可代表韩国主流刻字水准的。由于受西方美术思潮的影响,“现代主义”强调表现主观世界,以主观世界的创造性营造强烈的视觉效果,作品中表现出强烈的前卫意识、新奇观念,对传统元素的吸收较少。“现代主义”在形式上构成严密,把形式推向极致;用色大胆、艳丽、斑斓鲜活,时代特征强烈;作品中绘画形象的添加、图案化手法的运用,使得书法的本体和艺术水准已放到了次要的位置,文字在作品中只是为形式需要而存在。但由此带来的过于追求形式的感观刺激、求新求异,造成了艺术思想、文化内涵的缺失,作品往往经不起深入的品读。中国现代刻字艺术的部分作品受韩国“现代主义”刻字作品的影响,追求形式的新变,虽认识到韩国作品在主要素材(书法)上的不足,有所改变,然形式上的吸收,色彩上的借鉴都有韩国刻字特色。这一类创作新颖靓丽,然而表现出了极端形式主义倾向。 
  三是主题刻字。“主题刻字”使中国现代刻字艺术在观念和意识上脱离了过去传统刻字的思维模式,赋予现代刻字艺术以新的内容,推动了形式构成的革新,人们开始用美学及现代构成的新视角审视刻字艺术。主题的提出,无疑具有思想性、主题性和民族性,具有中国特色,有成功的作品是日本、韩国刻字作品无法比拟的。但这一创作理念显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文艺作品的主题创作,为宏大叙事创作,是表现时代主旋律,反映社会事件、故事,是社会、政治价值观的显现。这就决定了它不能作为一个艺术形式创作内容的全部,只能作为其中的流派之一。 
  艺术创作是百花齐放的,以上创作理念有其产生和存在的合理性,承认其存在,促使其发展,是现代刻字艺术健康发展的必然。但是,中国的现代刻字艺术在风格上,应该强化“民族性”,既要与日本、韩国拉开较大的距离,又要表现主旋律与多样性,成为真正能够代表中华民族先进文化的“民族性”现代刻字艺术。 
  日本、韩国的现代刻字艺术,同为汉字艺术的不同现代形态,却由于各自民族审美情趣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民族性”。他们的出现,创造了新颖的艺术形式,拓宽了书法的表现领域。沈鹏先生在评价中、日、韩三国书法的异同时认为:“中国的书法与韩国书艺、日本书道,虽然名词相异,但是本质上是一致的,都要求技、艺、道的统一,由技艺而达到人生观与世界观的高度。——我们需要关注各民族之间书法文化的共同与相异处。在不同历史、地理、人文环境下,书法文化虽然有共同点,但其不同的特点也不容忽视,我们需要互相尊重与互相交流。中国是汉字书法的母国,但我从来不把邻国的书法当作中国书法的‘分支’,我确认邻国书法的特长。”淤看待中国书法、韩国书艺、日本书道的关系,如同看待中、日、韩三国的现代刻字艺术一样,关系密切却又同源而异流。其实,真正认识一个国家的艺术并不是那么简单就能下定语的。这也是我们看待中、日、韩三国现代刻字艺术“民族性”时所应借鉴的观点。 
  二、“义形创作”基本含义及民族性阐释 
  (一)“象”的意蕴 
  书法是表现“意”、“象”之境;现代刻字的“义形创作”诠释了书法文化之“象”。中国古典美学中,“象”是一个重要的范畴,亦是中国古代书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艺术的审美活动源于“象”,并在“象”的感召下展开,“象”中充满了意蕴,“象”是“形”的主载,是艺术家主观认识和情感的表现。现代刻字的“义形创作”应富有浓郁的“民族性”和鲜明的个性,“形”与“象”完美结合中彰显“民族性”,是“义形创作”的终极目标。“义形创作”中,不仅是对“形”的把握,还要体现“象”的挖掘。要体现“义形创作”中的“形”、“象”兼备,通过情感把构成“象”的各个形式要素凝结在一起,把作者内心的思想和理性思考灌注于艺术之“象”中,使艺术形象达到感性与理性的统一,体现“象”的意蕴。再通过创作者的技术与工艺的运用,创造出“形”“象”兼备、和谐统一、富有中国气派的“民族性”现代刻字作品。 
  (二)“义”的内涵 
  “义”,即“思想性、主题性、意象性、哲理性、学术性和构成性”高度统一的“民族性”。“义形创作”,以书法为素材、文学之“义”为内容、构成为形式。以作者的心灵感应、独特的艺术形式来诠释对自然、对生命、对社会的感受和关注。“义”是所欲表达的内容,也包含正义、道义、正道之意。中国的现代刻字艺术当有别于他国,走符合中国传统美学、中国艺术精神、中国艺术哲学之路。通过“义”和“形”表现“意”、“象”、“情”、“境”、“景”、“趣”等传统审美,使作品更具有“思想性、主题性、意象性、哲理性、学术性和构成性”。 
  (三)“形”的因素 
  “形”,即形式。以汉字书法为素材,吸收现代艺术构成的原理、方法,去展现“义”之含义。追溯中国古典美学史,最早涉及到“形”的概念是先秦时期著名思想家荀况在《荀子·天论》中提出的,他说“形具而神生”。我们这里可借用为“形具而‘义’生”。现代刻字中的“形”,指的是刻字作品的外部特征,是客观的形,是表达“义”的形式,揭示“义”的外延,因此说,是外在的、表象的、具体的、可视的。正如黑格尔所说:“遇到一件艺术品,我们首先见到的是它所呈现给我们的东西,然后再追求它的意蕴和内容。”这些都足以说明“形”的重要性。构成现代刻字形式要素的平面、空间、色彩构成、刀法、肌理等按照内容及形式美的法则组合,构成一个统一和谐的关系,成为“有意味的形式”。现代刻字就是要利用这外在形式要素的视觉语言去表达内在形式的情感和自我。 
  (四)“义、形”关系 
  “义”决定“形”。“义形创作”由“义”到“形”,对“义”和“形”的追求,内容与形式的和谐统一至关重要,二者不可偏废。“义形创作”模式的步骤为:“义”的确定、文字的确定、“义”的表达、“义”的效果检验。从社会生活到艺术创作,这一模式成功完成了由“义”到“形”的转化,这极大增加了现代刻字艺术的可操作性和深刻性。
  “形”载承“义”。“形”作为现代刻字的视觉传达,与“义”是和谐统一的,“形”承载“义”,古人云:“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形”之不存,“义”将无所依托,这些都足以说明“形”的重要性。 
  “义”和“形”是现代刻字中互相联系、互相依存、互相作用的统一体。只有“义”和“形”达到完美统一,才能创作出佳作。现代刻字包括“造义”与“造形”。“造义”则是内形式的构成,是表达作品思想、哲理、主题和情趣,是“意”、“象”的表达,是作者所欲表现的内容;同时还包含着积极向上的人生观、价值观,即正义、道义、正道之意,有着对自然、对生活、对生命、对社会责任的担当。而“造形”则是思想的物化构造,是通过一定的符号语言表达丰富的内容,是通过科学合理的构成,形象、意象、抽象或象征的创意,起伏跌宕的旋律以及诸种因素间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去表达作品的应有之“义”。“造义”与“造形”的完美结合,共同创造出“形”“象”兼备,具有生命形态、时代性、民族性的现代刻字作品。 
  “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要求更加紧迫。……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弘扬中华文化,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于现代刻字也将勇于担当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历史重任。中国现代刻字艺术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面临着担当在国际文化交流交融交锋中彰显“民族性”的历史责任。近几年,笔者在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书法刻字艺术工作室高研班的教学中,明确提出了“义形创作”的发展思路和教学理念。建构了现代刻字艺术崭新的教学和创作模式,标志着其专业化程度不断深化。笔者以为,“义形创作”是解决现代刻字艺术“民族性”的很好途径。 
  三、“义形创作”的引导与发展 
  中国现代刻字艺术如何打破流于形式、模抄跟风、近亲繁殖的局面,如何与日本和韩国的刻字艺术拉开距离,在创作上如何具有更深层次的推进,在悠久传统的基础上中国现代刻字如何正确选择走符合中国传统审美、中国艺术精神、中国艺术哲学的“民族性”道路,是中国现代刻字当下亟待解决的问题。
  引导与发展具有“思想性、主题性、意象性、哲理性、学术性和构成性”高度统一的“民族性”特征的“义形创作”,就应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手法,以形式美的法则,包容更多的姊妹艺术元素,构建真正具有“民族风格”的现代刻字艺术。 
  (一)“义形创作”应注重创作手法与思维上的深化。 
  以现实主义的手法、形式美的法则和现代构成的理念、方法,对作品线、形、色等要素表现,以一定的形式与相应情感的必然联系进行“物化”,是现代刻字艺术所应追求的手法。在现实中,形体、线条、色彩、形式规律都是作为一种构成因素,存在于具体可感的形象整体中。艺术本是现实反映,艺术形式与规律当然都来自于人们和社会实践。某种形式与现实事物直接或间接地存在某种必然的联系和关系。书法创作就是运用了“立象以尽意”的思维方式。《周易·系辞》说:“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书法通过字形以立“象”,而其取法的则是天地万物。其思维方式也即是“书肇于自然”、“任情恣性”(蔡邕)、“吐纳英华,莫非情性”(刘勰)。古人不懈地追求笔墨的意象,他们不重现象的摹拟,而重情感的抒发;不重具象的再现,而重意象的境界;不重形似的刻板,而重神似的风采。这样,艺术创作才有“天”与“人”,即自然与生命活动的抽象表现,情感与个性的抒发、流露。现代刻字艺术要想避免走向“为了形式而形式”的弊端,就应该通过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手法以达到“夫书禀乎人心(蔡邕)”、“达其情性,形其哀乐”、“思与神会,同乎自然”(孙过庭)的真、善、美的统一,真正使现代刻字艺术能表现创作者对社会、人生的思想和感悟。这样,刻字艺术才能真正实现“笔墨当随时代”的“民族性”创作目标。 
  (二)“义形创作”应研究和遵循形式美的法则。 
  中国人对于艺术,由于其独特的文化背景,人们心有主宰,有着意象的境界,强烈的个性和审美理想;胸具造化,取法自然;超越于法度之外,追求情感意味的形式美。人们常常可以从一种艺术形象下形式因素直接却又朦胧地联想起广泛的现实事物,如通过绿色可以想象到茂密的山林,清澈的湖水;蓝色可联想到蔚蓝的天空,湛蓝的大海;直线可体现阳刚、平和;曲线可想到摇曳的柳条,流动的波浪或曲径通幽。这便是现实形象的形式因素与作品整体的形式、文字内容反映与被反映的关系,所以,在刻字创作中只有文字、有内容,有线、形、色,其形式规律是相同的。关于形式美。英国著名艺术评论家克莱夫·贝尔提出“有意味的形式”这一概念。贝尔完全是从形式美的角度提出“有意味的形式”的观点。贝尔说:“在各个不同的作品中,线条、色彩,以某种特殊方式组成某种形式或形式间的关系,激起我们的审美感情。这种线、色的关系和组合,这些审美的感人的形式,我称之为有意味的形式”。盂这是西方现代美学中脱离社会历史的现实生活内容和艺术的思想内容去片面地追寻形式美的一种具有代表性的倾向。他们的探索,虽然对相对独立的形式美的审美特征与结构法则有所发现,有所建树,有所创新,但由于过分夸大了形式美的独立性,甚至将它奉作审美的唯一对象。如克罗齐认为的:“审美的事实就是形式,而且只有是形式”榆,那就势必将艺术引向形式主义的歧途。而避免的最好方法就是根据作品所选择的文学内容去立“义”,以中国美学和传统文化的“意、象、情、景、境”去深化、诠释作品的内容与形式。 
  (三)“义形创作”应以中国美学和传统文化诠释作品的内涵。 
  作品对文意的理解和情感的诱发,即能带来形式因素、艺术语言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从现代刻字艺术本身的艺术特性看,现代刻字艺术作为新兴的、具有综合美的艺术门类,它的创作不能成为书法作品的再现或只是视觉形式,而应该大大拓宽书法艺术审美空间。它具有丰富的艺术语言,通过文学内容、书体、文字造型、刀法、色彩、形式因素等元素的综合构成,去创作出表现创作者思想感情的真正“有意味的”作品。 
  由此,在国内,作者个体之间的风格也可完全独立出来,避免目前所谓的“地域风格”所造成近亲繁殖的畸形发展。以这些方法和理解去创作,中国的现代刻字艺术定能在国际刻字艺苑独树一帜,彰显刻字母国、大国的风范。
  “义形创作”理念的提出,首先是一种创作思想,同时又是一种创作方法论。它解决了当代刻字艺术创作中令人困惑的一些问题。其最终目的是为构建我国具有中国气派和独具特色的“民族性”现代刻字艺术体系,是为我国的现代刻字艺术的大发展大繁荣提供的一种崭新的致思方式与创作方法。

  

注释:  

  ①沈鹏《宗师:通会与独创——纪念韩国书圣金正喜》,《中国书法》2006年第10期,第22页。 
  ②《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1年10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节录) 
  ③科莱夫·贝尔《艺术》,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4页。 

  ④克罗齐《美学原理》,作家出版社,1958年出版,第15页。